桃红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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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0月18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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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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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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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闻摘要】同性恋的男性少年更易得饮食紊乱症
        荷兰同性恋政治家的政党内部纠纷导致政府解散
② 【说三道四】对扩大同性爱人群防艾宣传的一点看法
③ 【生命伦理】多一些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的勇气
④ 【信息天地】性偏见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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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

◇ 新的研究显示,同性恋的男性少年比同龄的异性恋少年更容易过
度节食而导致饮食紊乱症,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少女比其他的少女在这
一问题上情况要好得多。

  哈佛大学的奥斯丁博士对10136位年龄从12岁到17岁的
少年的研究中发现,同性恋的男性比异性恋的男性控制食欲的机会高
15倍,它们在上一年参与节食计划的比率比异性恋少年高出一倍。
而同性恋少女的节食率只有异性恋少女的一半。奥斯丁博士早些时的
研究显示男性择偶时更注重对方外表,因此同性恋的男子和异性恋的
女子对自身的体重和外形更加看中。进一步研究同性恋女性对饮食紊
乱症的免疫力会对同性恋男性和异性恋女性克服对自身形像的不健康
的敏感会有很大帮助。

◇ 荷兰同性恋政治家平方庭以他的反移民右倾路线而获得广泛支持,
在五月份的选举中遇刺身亡,他的名字仍保留在选票上,而他的政党
在选举中位居第二,获得26个议会席位。然而平方庭党却群龙无首,
内部矛盾越演越烈,总理简皮特。巴肯内德认为联合政府不可能进行
有效的协调合作而宣布解散当届政府,使这届政府成为荷兰二战后寿
命最短的政府。

◇ 瑞士制药巨头罗茄公司和美国合作夥伴翠美莉丝公司星期五宣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对爱滋新药“福赞”提前审理,这意味着
“福赞”将在申报后6个月内,也就是2003年3月16日进入审
理程序。该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攻击病毒,它的原理是阻止病毒进入
血细胞,将和其他抗爱滋药物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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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导】

◆      对扩大同性爱人群防艾宣传的一点看法

            一 凡

  目前,同性爱者被视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针对同性爱人群
的一些防控政策也已经出台,比如鼓励各地的同性爱酒吧的老板展开
防控工作,加强同伴教育,等等。笔者也看到了中英合作项目印制的
一些设计精美、信息到位的宣传图片。这些工作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在同性爱人群中比较活跃的人士,都对于安
全性行为的重要性有着明确的了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接受这
些信息的人大多是涉足同性爱聚会场所的人。由于同性爱所受的压制
由来已久,很多同性爱者羞于光顾这些聚会场所,而他们很可能在没
有了解到安全性行为的必要性之前就可能发生了性接触,安全套使用
和体检等基本常识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陌生。如何让这批隐秘身份的
同性爱者也了解到防艾的重要性并将之融入个人行为中,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主流的新闻媒体也时常登载一些针对同性爱者的防艾信息,但具
有两方面的局限。首先,这方面内容的推出是不定期的,无法保证能
够让很多同性爱者看到并记住其中的内容。其次,假如这些内容是在
地方性或者专业性报刊上登出,其读者面是相当狭窄的。

  目前国内的一些同性爱网站也从事着防艾宣传,但个人网站在这
方面的宣传仍然有着一些局限性。首先,上网的同性爱者毕竟占据同
性爱者总数的一小部份,而且这群人一般年龄偏小,但艾滋病的传播
是不分年龄的。其次,网站经营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即网站的形式
和内容设计主要是基于网主个人的喜好和读者的需求,因此言情和图
片方面的内容会相应过多,有关艾滋病防控的严肃信息的普及会遇到
一定困难,有些网主和同性爱网友对于将同性爱与艾滋病挂钩仍然怀
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难以强求他们警示艾滋病的危害性。我们当
然可以确立一个官方性的以宣扬防控信息为主的同性爱网站,但它将
面临着来自个人网站的强烈竞争。

  针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觉得有必要让有关防艾信息的印刷品为
更多的同性爱者所接触到,但在普通人群中散发诸如中英合作项目中
所制作的图片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做法缺乏针对性。权衡各方面
的考虑,我觉得开办一份针对同性爱人群的防艾简报是一个可行的方
式。

  不过传播防艾信息,必须要有载体。健康固然是同性爱者关心的
事宜,但光谈防艾,恐怕会令很多同性爱者觉得没有趣味。笔者曾经
看到一份由国外朋友带来的《华盛顿先驱报》,这是一份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地区附近发行的同性恋周报,纯粹是靠广告收入维持经营,在
上面做广告的一般是对同性恋表示友好的服装店、家具店、房地产商、
医生和律师,等等。在这份周报中,广告占据了一半的版面,其它的
版面则是常轨性的新闻、报导、书评、来信问答等内容,而有关艾滋
病的消息几乎占据了这部份版面的三分之一。这些报导并没有简单地
重复“使用安全套”等标语,所刊登的艾滋病信息也不局限于同性爱
人群,而是比如有关药物研究、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的蔓延等消息,
而这些信息也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同性爱人群认识到预防艾滋病的重要
性,艾滋病检测机构的信息则常轨性地列在每期周报上,而和同性爱
人群有关的新闻、书评、电影、社区活动安排等内容,则成为传播艾
滋病防控信息的“载体”,很多读者取用这份周报,主要是为了了解
这些信息。

    据这位朋友介绍,美国同性爱人群中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做得很好,
安全性行为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但那里也有很多同性爱者不敢在社
区露面,只寻找隐秘的性活动;美国社会也没有在街头贴标语进行大
张旗鼓宣传的习惯,在同性爱人群中进行疾病防控教育主要是通过酒
吧和同性爱媒体的宣传工作,诸如《华盛顿先驱报》这样的免费报纸
不仅在同性爱居住区随处可见,同时也摆放在普通书店、唱片店和大
型商场的门口(当然事先和这些店商量好),供读者和顾客们自行取用。
不是同性爱的顾客一般对这些报纸的内容不感兴趣,所以不会随意取
用,这就保证了简报的针对性,不至于造成浪费。心态良好的同性爱
顾客一般希望通过阅读这份报纸来了解社区中的一些情况,一些对自
己的身份暴露怀有较大顾虑的同性爱者即使不光顾同性爱酒吧或者居
住区,也可以在商店门口随手取用这些报纸,阅读完毕后随即加以处
理,这样即不用担心暴露身份,同时可以在阅读有关同性爱的信息中
了解到艾滋病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周刊是定期出版的刊物,因此可
以保证防艾信息的持续发布。

  我觉得发行一份类似的宣传防艾信息的简报在我国也是可行的,
但它需要各方面人士的精诚合作。首先,政府部门必须做到主动,显
示出态度的诚恳。同性爱者作为弱势人群,在各国都曾经受到政策变
化的影响,警方对同性爱酒吧或者舞厅的突击或使用过当的暴力在不
久的以前仍然发生。当主流社会应该认识到,同性爱作为一种性倾向,
对于同性爱者来说,具有不可选择性,即他们对同性的爱恋不会因为
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选择同性的欲望也不会因为说服教育而
发生变化。因此,为同性爱者创造宽松的环境并不会导致同性爱的蔓
延,这是同性爱者和宗教和其它社会团体的不同之处,因为个人可以
选择信仰某一宗教,对某一事物或事业的追求也可能因为新选择或新
机遇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但很多经历过“治疗”的同性爱者都感到,
不管他们主观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消弱对于同性的爱恋。

  针对同性爱者展开防艾工作离不开同性爱者的参与与合作,而同
性爱者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人群,完全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目前在全国一些省市开通的同性爱健康热线中,有大量同性爱人
士的参与,他们与卫生部门的合作也颇有成效。在有关防艾简报的编
辑工作中,政府有关部门和同性爱者同样也可以建立合作关系,两者
加强沟通,在操作方面实行透明政策,这样就会避免很多误会和误解。

  艾滋病预防工作,需要打通各个关节做工作,利用各种可利用资
源,针对同性爱者的防艾简报虽然也将同性爱与艾滋病挂钩,但它体
现了一种社会关怀,同时使防艾信息的传播点不仅仅局限于同性爱酒
吧和健康热线,使这种宣传的触及面可以更广,成效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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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  

◆      多一些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的勇气

             二 言

  我曾在美国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该公司每半年要对职员做综合
评估,一般每位职员会为五六名同事写评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与中
国同事的交流,我发现中国人给别人写评估时,一般都比较客气,即
使对方的工作表现无可圈可点之处。再看看美国同事给我们写的评估,
往往苛刻得令人寒心,虽然平时和他们保持着不错的工作关系,日常
业务往来时也总是春风满面,几乎让人觉得可以和他们称兄道弟。几
位中国女同事每次和上司谈完评估后,都要委屈地哭一场。

  我在该公司工作了四年,经历了七八次评估,每次几乎都是同样
的遭遇。我也曾告诫自己采取美国同事的做法,但几十年来养成的心
理惯势太强,总是硬不起心来,相信很多中国同事也有类似的感觉。
于是乎,假如一位工作表现良好的中国职员和一位表现平平的美国职
员互相给对方写评估,那么后者往往会占据上风,结果在提拔和奖金
分配等方面占了优势。

  以上的情况说明了什么?是中国职员生性善良,还是美国职员居
心叵测?我觉得两者都不是。这是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就的思维
和行为风格的差异。我们对美国同事写评语时心怀客气,并不见得就
是心怀善良;他们对我们的评价较为苛刻,也并非出于恶毒 。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我们批判别人是,一般抱着“先肯定优点
和成绩,再指出缺点和改进之处”的原则。“肯定优点”往往是沟通
的前提,是友善的表示。这个前提没有建立,“指出缺点”也就无从
谈起。不看到进步或成绩,而一味地指出缺点,这种对抗性的交锋一
多,双方都对对方怀有不信任或抵触情绪,这种情绪的惯性是很强的,
即使一方的风格有所缓和或策略有所改变,另一方的陈见并不见得马
上就烟消云散。当再次交锋时,占据权力上风的一方就采取了压制。
在专制体制下,这种压制就表现为禁言和拘留等结果。

  虽然中国文化中不乏“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等古训,贤臣冒死
力谏君王也是戏曲故事中的常见题材,但难以坦诚地面对批评,确实
是中华文化的弊病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阻碍着我们的进步。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我们涉及到一些实际问题时,为了
取得具体的成效,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弊病。我接触到一些在中国从
事环境保护和劳工条件改善的外籍人士,采纳的就是中国风格,他们
往往不乏与有关官员觥筹交错,从事很多桌下谈判,同时力求不至于
让对方丢面子,以免产生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觉得这种策略更能够奏
效。这些人往往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他们其实和理想主义者抱有同样
的目的。从人权分析的角度来看,理想主义者注重过程(即过程本身
需要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不管结果如何),实用主义者注重的是结
果(即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可以变通),不过绝大多数人是处于两者
之间,就好象性倾向一样的连续谱。由于策略的不同,实用主义者称
理想主义者冒进或天真,欲速不达,而理想主义者则将实用主义者斥
为“胆怯”、“谄媚”或“同流合污”。在媒体和公共表达场所,理
想主义者往占据了道德的主动和上风,因为“正义”、“人权”等字
眼毕竟耀眼而直接了当,并且往往颇为煽情;实用主义者的做法比较
复杂,一般难以用一言两词陈清,要别人理解起来也费劲,所以很多
人也选择不参与公布自己的具体想法,或者在实际工作中队自己的感
情加以掩饰。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所感到的“寒心”和“委屈”不过是出于
自己的文化习惯所导致的敏感过份,对别人的批评难以适应,认为自
己丢了面子,从而对批判者抱有敌意。其实在公司的职员评估中,美
国同事根本没有觉得我有什么面子可丢,他们对其他美国同事也是持
同样坦诚的批判评态度,也是同样的苛刻。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
的隔阂,而我们在很多场合打交道时,也应该注意到这种隔阂。看到
别人的批评,不要迫不及待地认定他居心不良,而是应该怀有更多的
坦诚。再激烈或偏激的批评,里面也可能含有合理的角度和信息,而
习惯于中庸之道的我们可能无法看到所关注议题的某些方面,所以我
们更需要兼听则明。

  前两天看了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龙之吻》。在这部电影中,中国
武警是英雄人物,美国妓女为受害者,而反面人物探长是名法国人。
有趣的是,此片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法国人,全片也是在法国拍摄。但
我们在看电影时,并没有觉得法国导演将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妖魔化。
假如有一部中国人自编自导的影片,将中国人描绘为反面人物,我想
很多同胞肯定会暴跳如雷,大骂导演是“汉奸”或“卖国贼”。我们
实在太要面子了!

  对于西方人士,假如他的真实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某些方面的状况,
而不仅仅局限于发泄个人情绪或者标榜自命不凡,那么我会敦促他不
要照搬本国文化的做法,而应该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对话时至
少表面上给对方留一些面子,讲究一些策略。说到底,做社会工作,
总是需要牺牲一些个人情感,否则不过是在于发泄私愤,归根结底不
是天真,就是自私。而我们自己,则更需要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的勇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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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天地】

◆          性偏见的心理学

           格雷格利·海瑞克
            石洋 翻译

  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半年之内,美国民众被两起谋杀案所震惊,
一名受害者是21岁的怀俄明大学学生马修·谢泼德,另一名受害者是
阿拉巴马州的39岁的工人比利·杰克·盖瑟,这两人之间的共同之处
很少,但都是因为同性恋而受到暴力攻击。然而,这两人的悲剧并不
是孤立的。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以及那些被视为同性恋的异
性恋者──经常遭受暴力攻击、歧视和排挤。1997年,治安部门总共
记录了1102起基于性倾向而引发的暴力事件。由于类似的一大部份案
件并没有向警方申报,所以警方所得知的暴力案件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Herek, Gillis, & Cogan, 1999)。

  那些有同性恋和双性恋倾向的人一直承受着社会的陈见。随着同
性恋运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兴起,有关同性恋违反道德、属于犯
罪和疾病的各方面谴责日益受到检视。当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3年将
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时,一些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怀有强烈反感的
原因就受到科学的严肃挑战。

  社会对同性恋的重新审视可以用“恐同”(homophobia)这个词
来概括,身为异性恋的心理学家乔治·温伯格(George Weinberg)于
六十年代晚期发明了这个词。这个词最初于1969年出现在公开的印刷
品上,并于1972年一本发行量较大的书上得到了详细讨论
(Weinberg, 1972)。与此同时,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也像种
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被用来描述将异性恋视为优于同性恋的观念。
虽然这两个词的用法并非一成不变,但恐同主要是指个人反对同性恋
的态度和行为,而异性恋主义指那些在社会层次上对非异性恋者推行
社会方面的压制的意识形态和做法。

  为了让公众和科学界了解到这些反同性恋的敌意的存在,这些词
语的创建起着分水岭的作用。在这两个词当中,“恐同”受到较为普
遍的使用,所受到的批评也较多。批评者认为,“恐同”一词表明反
同性恋的态度最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它代表一种个人
的精神障碍,而不是某种受到社会支持的偏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当反同性恋的态度日益成为保守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中心内
容时,上述用法更凸显出其局限性。然而,异性恋主义更着重于文化
意识形态而非个人态度,这个词也无法令人满意地替代“恐同”。

  因此,对反同性恋的态度进行心理学方面的科学研究需要用一个
新词。为此我提出“性偏见”(sexual prejudice)这个用词。从广义
上来讲,性偏见可以指任何以性倾向为由引起的反对态度,不管被反
对的对象是同性恋、双性恋还是异性恋。然而,在目前有关性爱的社
会结构下,这种偏见几乎都是指向那些从事同性性行为或者自认为同
性恋或双性恋的男女。因此,我们这里所用的这个词包括了异性恋者
的各方面反对态度,而他们所反对的内容包括:1)同性性行为;
2)那些具有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的人;3)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
者组成的社区。就象其它偏见一样,性偏见具有三个主要特徵:这是
一种态度(比如说,一种评估或者判断),它针对某个社会群体和其
成员,并且带有敌意或厌恶的否定情感。

  将异性恋者反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态度概念为性偏见──而不是
恐同──具有几方面的好处。首先,性偏见是一个描述性用语。与恐
同不用,它并不事先预设反同态度的根源、动态和动机。其次,这个
词明确地将反同性恋的敌意的有关研究与心理学中大量有关偏见的研
究结合在一起。还有,性偏见一词并不事先假设将反对同性恋的态度
归为非理性或恶毒的价值判断。

◇ 普遍性

  多数在美国的成年人对同性恋怀有敌意,认为同性恋是错误或者
违反自然的(Herek & Capitanio, 1996; Yang, 1997)。然而,社会
调查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对同性恋的态度已经日显宽容,
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有三分之二的被采访者在回答“社
会总调查”的提问时,认为同性恋行为“总是错误”,这个数据于九
十年代呈现出明显下降。在1996年进行的同样调查中,只有56%的
人仍然持同样的看法(Yang, 1997)。

  仍然有很多人对同性恋者持有负面的看法。在1992年进行的一项
全国性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异性恋被采访者表达出对男女同性恋者
的厌恶之情(Herek,1994)。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一项调查运用了
101点方法来测量情感指数,而男女同性恋者在所有族群中得分最低, 
随着平均分在1984年和1996年之间上升了10分(Yang, 1997)。

  虽然我们举出了这些负面看法的例子,但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同
性恋者不应该被剥夺就业权和其它基本民权。然而,公众还无法将同
性恋和异性恋一视同仁。多数美国人赞同给予同性伴侣有限的承认
(比如说,雇员同性伴侣的医疗保险福利,医院探访权),但不赞同
同性婚姻合法化。虽然公众基本上同意同性恋者也能够担任教师,但
不认为他们应该有抚养权(Yang, 1997)。

  可惜的是,多数研究并没有区分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在承受歧
视方面的差异。现有的数据表明,男同性恋者所面临的敌意要高于女
同性恋者,而异性恋男性在这方面所怀的敌意要高于异性恋女性
(Herek & Capitanio, 1996; Kite & Whitley, 1998)。这个情况也
许反映出性偏见的认知结构中所呈现的性别差异(Herek & Capitanio, 1999)。

◇ 相关

  实验室与问卷研究运用了一些各不相同的测量方法来测验异性恋
者对待男女同性恋者的态度(Davis, Yarber, Bauserman, Schreer, 
& Davis, 1998)。他们发现在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生活在美国
南部或中西部、以及生活在农村的人所怀的敌意程度更高(Herek, 1994),
这个发现与其它公共调查的结果相一致。社会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结
果都显示出,异性恋男子在这方面的敌意要高于异性恋女子(Herek & 
Capitanio, 1999; Kite & Whitley, 1998; Yang, 1998)。

  性偏见也与其它几个心理和社会变量呈现出稳定的相关. 对同性
恋者怀有较强偏见的人往往持有较专断的态度(Altemeyer, 1996; 
Haddock & Zanna, 1998)。还有,那些原教旨主义宗教背景较强或者
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往往比不信教或者信奉自由派教会的人怀有更
强烈的偏见(Herek & Capitanio, 1996)。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政治思想和党派归属也开始与性偏见紧密相连,而保守派人士和共和
党人对同性恋者更可能怀有较强偏见(Yang, 1998)。

  性偏见也取决于异性恋者是否与同性恋者有过亲身接触。那些有
着同性恋朋友或者家属的人,那些表示与同性恋者保持亲近关系的人,
以及那些曾经与同性恋者公开谈论过其性倾向的人,往往呈现出最低
程度的偏见。人际接触和偏见是相互作用的,不仅那些有同性恋的朋
友或亲属的人更可能怀有较低的偏见,而且怀有较低偏见的人群(比
如女性或者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主动接触公开的同性恋者
(Herek & Capitanio, 1996)。

  有关种族和民族背景如何对于性偏见产生影响的研究还很少。非
裔美国人的性偏见也许会高于白种人,主要因为白人女性往往对同性
恋比较友好。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与性偏见之间的相关也许会有所不同。
与黑人相比,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许更能够影响到他们对同性恋的看
法,比如黑人更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人为的选择(Herek & 
Capitanio, 1995)。

◇ 动机

  就象其它偏见一样,性偏见也有着多方面的动机。对于某些异性
恋者来说,它来自与同性恋者的不愉快交往,而他们将这种不愉快扩
展到对整个同性恋人群的看法。这也许能够解释那些与同性恋者比较
肤浅而少量的接触。对于其他异性恋者来说,性偏见根植于对同性恋
的恐惧,这也许反映出他们自身在性冲动或性别认同方面所怀有的不
安。还有一些人的敌意来自所处群体要求他们对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
者表示出不友好。偏见的另一个来源是,有些人认为同性恋者和同性
恋社区有悖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以被理解为源自性偏好所具有的各种心理功用,
比如某位异性恋者通过性偏见来减弱自身在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方面
的恐惧,而另一位则希望借此来说明自己是“好基督徒” 团体中的一
员。只有和一定的社会暗示相吻合时,比如当同性恋被视为不符男子
气概,或者当宗教集会宣扬对同性恋的敌意时,这种态度才能够起作
用(Herek, 1987)。

◇ 偏见与行为

  仇恨性犯罪和歧视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复杂的偶发因素的影响,
但性偏见确实促成了反同性恋行为。实验研究显示,性偏见和反同性
恋呈现出相关,虽然其它因素经常对这种关系起调节作用(Haddock 
& Zanna, 1998; Kite & Whitley, 1998)。在同性恋议题方面的投票行
为往往和前面所提到的各个人群的模式相一致(Strand, 1998)。认识
到性偏见与反同性恋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展开
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态度和行为之间如何发生互动的
各种模型。

◇ 结论与以后研究的方向

  虽然自温伯格第一次在心理学领域提出研究恐同情绪以来,现在
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有关性偏见的实证研究才刚刚起步。到
目前为止,性偏见的普遍性和相关因素所受到的关注最多,而反同性
恋态度和陈见形成的动态认知过程,即异性恋者如何看待男女同性恋
者,这些方面的研究反而较少。性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各种减轻偏
见的干预措施的效果如何,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这些都是以后可
以出成果的领域。

  还有,有必要研究一下不同的人口群──包括不同的年龄和民族
──在性偏见方面所怀有的不同态度。目前多数反同性恋行为的肇事
者是青少年和青年人,有关在成长早期中性偏见如何发展的研究已经
成为当务之急。最后,针对各种目标人群(比如男性或者女性,同性
恋或者双性恋者)的性偏见心理学之间的共同点和汇合处也有待探讨。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因为目前它主要集中在异性恋者对于
男同性恋者的看法。

  性倾向方面的陈见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现像,将这种敌意概念
为性偏见,这代表着我们在探究其起源、动态发展和影响的道路上前
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索将有助于阻止暴力、歧视和骚扰等
行为表达。

参考文献:
Altemeyer, B. (1996). The authoritarian specter. Cambri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C.M., Yarber, W.L., Baurserman, R., Schreer,G., & Davis, S.L.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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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dock, G., & Zanna, M. (1998).  Authoritarianism, values, and the favo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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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Psychology of Sexual Prejudice, by Gregory M. Herek.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ume 9, No.1, February 2000, pp.19-22。
作者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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