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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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同性爱者情感实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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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2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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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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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性婚姻还有多远?
② 被忽略的大多数
     ──关注农村同性恋者
③ 中国同性恋者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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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婚姻还有多远?

  中国终于走出了“同性恋非病理化”这一步。中国的同性恋者能
否得到公众认可和更多的法律保护?同性婚姻能否在中国出现? 

  “在我一年前开始上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原来还有那么多和
我一样‘在黑暗中诞生,在更黑暗的地方死去,让他们自生自灭,让
法律和道德的铁臂击碎他们的幻想’的怪胎!我就这样招摇过市的爱
上了一个男人!” 

   3月18日,一位同性恋者用激情的而愤懑的文字参与了网络上的
讨论。引发讨论的是这样一条新闻:《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三版将于2000年4月20日出版发行。其中一项修订:同性恋不再被
统划为病态。 

  尽管媒体普遍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病理化是
一个文明社会的进步。但在代表民间声音的互联网上,近3000万的中
国网民对此“褒贬不一”。 

  一种声音说:我们不能够对同性公民希望通过婚姻取得相关权利
和义务的要求视而不见。 

  反对同性恋的声音针锋相对:“那部份受腐朽文化影响的人,用
他们那点貌似科学的标准代替了道德标准。同性恋的文化遗传将给人
类道德发展带来退化和堕落。如果同志们的生存价值观占据了社会的
主流,将是人类最大的非哀!” 

  “在这个自以为素质最高的网络群体中,我看到了坚冰正闪首寒
光,利刃正穿透心房。”一位同性恋者说。 

◇ 科学:51例样本奠定基础 

  面对记者采访,参与《标准》修订工作的专家们无一例外采取了
非常谨慎的态度。显然他们很清楚问题的敏感性。 

  陈彦方,中华精神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制定《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采访时这样表述: 

  “假如一个人在个体的性发育过程中,他的性指向表现是同性恋,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我们精神科医生一般是这样看的:只要他不影响
日常的工作生活、对别人的社会无妨,我们并不认为他是我们的服务
对象。他不一定是异常的。但是假如这些人里边,因为性发育和性定
向产生了心理障碍,比如他感到痛苦虑忧郁,再或者,他希望把自已
的性指向跟性发育的过程改变为朝向异性恋,需要我们帮助,我们认
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发生了性心理障碍,这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这次修订被认为是中国精神卫生学界同国际接轨的举措之一。目
前国际科学界一般认为:同性恋首先有先天基础,然后和出生18个
月到36个月时建立的性别认同有关。人群中存在不同的性取向是自
然现象。 

  在旧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同性恋还被放在性
变态分目下的性指向障碍范围内。新版《标准》则强调同性恋性取向
本身不作为疾病。修订之后关于同性恋的内容非常接近1994年出
版的ICD-10:《国际精神疾病分类》。 

  《标准》修订是作为卫生部的科研项目进行的。中华精神科学会
秘书长邹义壮介绍:“这次修订有一个原则: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便
于交流。另外也要实事求是地对侍自已的亚文化对精神病的影响。” 

  为了慎重对待中国国情,1996年10月,负责“同性恋分题”的北
京回龙观医生开始了对51例样本的研究。 

  “开始我和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一样,我很难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
刘华清说,他作为回龙观医院的门诊主任能与了样本现场测试工作。
一年多的时间,和他的样本们定期进行深入访谈,了解他的心理状况、
成长经历、个人背景。 

  “他们改变了我。除了喜欢同性之外,他们的为人处事,聪明才
智和异性恋没有什么不同。” 

  最后的结论是:只有6人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帮助。“这往往是因
为无知和压力。他们一般文化比较低,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这限制
了他们对科学信息的吸收和对新生活的选择。因为周围压力,他们自
卑矛盾,对自已认可不接受,由此产生了心理问题。” 

◇ 舆论:公众认可需要时间 

  “同性恋非病理化”的消息在同性恋者中反应强烈。 

  童戈(笔名),社会身份是著名作家,在“两会”期间,和同性
恋朋友聚会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信息。“这个人群很敏感,那怕一个微
小的事情都会关注。最近大家通过最话一直在说这件事,最后终于一
个误区解开了。” 

  “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国和世界接轨是早晚的事,但还是没想到会
这么快。” 

  3月12日,青岛的同性恋者智同(化名)从当地晚报看到了这
条消息。“这是个好消息,但对未来我并是很乐观。要人们认识、接
受,还需要很长时间。” 

  这个调查多小验证了智同的担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接受这
一“科学结论”。新《标准》消息传出,一家网站立即推出“同性恋
的是与非”专题,并在显要位置特设两个调查问卷。不到一天的时间
已有超过6000人参与投票。第一个问题“你对同性爱的看法”,回答
“很别扭”和“觉得恶心”的占了48.63%,超过了回答“可以理解”
的47.05%。但对于一个具有相同意向的问题“如果你发现一个朋友有
同性恋倾向,你会怎么跟他相处?”回答“和以前一样”的占69%。 

  张北川,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国内致力于同性
恋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倡导将同性恋称为“同性爱”,因为这意味着
更多的尊重。 

  张北川分析,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主流社会里受传统性价值观影
响很大的异性恋者,或者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认定同性恋是精神疾病
或者性变态。 

  “这种不宽容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迫使同性恋者进入
传统婚姻,对夫妻双方、子女、两个家庭都是悲剧。另外这种情况使
同性恋者进入地下,使同性恋者的结合非常脆弱。只能满足于一次性
的露水关系。这也是导致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研究认为,无论社会文化背景,在性成熟时期人口中,同性
恋(包括双性恋)人所占的比例大约是2%-5%,有专家测算,中国的
同性恋者人口有3600万到4800万。如果按照中国每个家庭平均3.7 个
人计算,受这一问题影响的人口就是1.3 -1.8个亿。 

  “尽管还存在文字上的有意模糊,但新《标准》毕竟为各界提供
了一个较为科学地认识这一现象的环境。”张北川说。 

  另一位同性恋研究专家万延海就此发表意见:“中国同志目前发
展现状并不乐观。目前的有利于同性恋的变化只是发生在少数城市或
学术界的领导层,这些城市或这些专家因为处于信息开放的有利地位,
比较早期地得到了关于同性爱的正确观念,而且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
人们看得见的同性爱社群,因此上述变化只是反映出中国社会或学术
界局部的变化。 ”

◇ 同性恋情谋“正”之旅 

  在各界人士和团体的呼吁和支持下,欧洲联盟、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等国的人权宪章规定,性倾向不能构成歧视的理由。 

  南非在推翻种族隔离政策后,成为全球第一个以宪法来规定不得
歧视同性恋者的国家。 

  1988年,丹麦率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瑞典、挪威、冰岛、荷兰
和比利时相继跟进,允许同性恋在政府登记伴侣关系,享受等同于异
性恋配偶的各项权利。2000年,美国佛特蒙州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同
性关系合法化的美国地区,允许同性恋者以公民结合代替结婚的形式
组成家庭。法国也于去年设立了“公民契约”,允许同性伴侣享受多
项配偶福利。德国、加拿大和芬兰有望在今年实行同性伴侣关系合法
化。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成立了同性恋社会组织,呼吁推动同
性恋的非刑事化。最近,日本的东京成为第一个以法律来保障同性恋
者权益的亚洲城市。 

◇ 法律:同性婚姻为时尚早? 

  学者的脚步有时快得出人意料。 

  200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出了同性婚
姻的问题。一次在《中国青年报》组织的有关婚姻法的讨论中,一次
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徵求专家意见时。 

  李银河认为,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国公民,同性恋者当
中有人有结婚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冲突,
应该得到承认。 

  她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凡是出现“夫
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第一次出现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
一个括弧(性别不论),很简单;另一个方法是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
案。 

  法律界对此反应平谈,实际上,中国目前研究同性婚姻的法学家
寥寥无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张建伟博士认为:可以预测,同性
恋者的法制环境会越来越好。其一,新《标准》对改善同性恋者的法
制环境有很大的好处。科学界提供理论支持,一般立法的司法实践与
科学界保持同一立场。其二,中国立法通常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
做法。从中国法学的发展来看,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两个
很重要的法学原则对中国的法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国家权力有限
原则和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 

  过去国家立法精神将“秩序”放在第一位,现在这种法制思想发
生了显著变化,尊重个人自由的观念在上升。这在宪法、刑法、刑事
诉讼法领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人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意识:防止
国家权力过多地干涉个人的私生活。不能过多片面强调公共秩序的维
护而不注意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但张建伟并不认为同性婚姻的提议会在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实
现:“目前用专门的立法来满足同性恋者的各项要求,时机还不成熟。
从中国的立法、执法环境来看,难以一步到位。当务之急,是保障同
性恋者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人身安全、名誉权、隐私权。” 

  奇怪的现象是:对于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的侵害,犯罪人被从轻
发落。1997年12月10日,某地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在街上被四个
男人鸡奸。但这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案件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得
到的批复是:不宜按犯罪处理。 

  近年来针对同性恋者的敲诈案件在增多。而多数被敲诈的同性恋
者不敢到公安机关报案。 

  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形?张建伟分析:因为中国《刑法》中没有任
何条款出现“同性恋”这个单词。即使在许多国家都作为刑事罪来处
罚的情况,比如同性强暴、猥亵同性未成年人、在公共场合的猥亵,
都完全没有提及。 

  另一个事实是:在由公安人员执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
有这样一条:关于“违反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这条被称为“一只
筐”,由于很多基层公安对同性恋持歧视态度,中国的同性恋者就被
这只语焉不详的筐装了进去。 

  “曾有外国媒体称:中国是同性恋者的天堂。实际上《刑法》中
对于同性恋的一片空白,并非宽容只是疏忽。而公安机关的做法则有
程序错误。一个法学常识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个人就有权利去做。”
 
  张建伟认为,保护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首先要做的是:补充
《刑法》,明确《条例》。 

◇ 未来:走北欧之路? 

  大多数同性恋者把同性婚姻当作奢望,至今独身的智同说:“同
性婚姻合法化将是对同性恋者的最大支持,但我想我这辈子是见不着
了。我能期望最好状态,是社会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人群,无所谓同性
恋异性恋。不去干涉个人私生活就不错了。” 

  “大多数中国同性恋者认为,他们遭受的压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
民间。中国很可能走类似北欧的道路:先是同性恋的社团做好专家的
工作。科学界做好政府的工作。政府通过媒体、法律等途径引导大众,
和缓地解决问题。”张北川说。 

  一些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已在积极行动。很多学者得到了同性恋者
的配合。1990年代初,一些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就开始了和专家的交流,
协助李银河和王小波完成了《他们的世界》,这次标准修订,刘华清
主任的第一例祥本则是这样获取的:一个北京的同性恋者得知修订之
事,主动与刘华清联系,把他带到了一个同性恋酒吧。和张北川建立
联系的同性恋者全国有1800多人。“帮我做工作,也就融入了这个人
群希望改变自身的活动。”张北川描述,一个女志愿者是这样:“她
在青岛读大学。每个星期天到我这里来,默默工作,可能一上午和我
说不到十名话。” 

  1998年,中国的同性恋者开过两个会。女孩们的单独会议充满了
快乐游戏。她们最后提出了一些行动方案。比如和专家、政府密切配
合之类。公安机关旁听后的结论是:没什么问题。 

  但一个改变公众印象的不利因素存在着:目前为公众所知的同性
恋者表现不佳。在很多人印象中,同性恋者的形像是公共厕所里的苛
合、公共浴池里的滥交。 

  “遗憾的是:大量的优秀的同性恋者在隐藏自已,实际他们不太
容易站出来。在我认识的同性恋者中,有人在国际赛坛上为国争光,
有的在农业建设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阶层都有,也许就在你
的身边,只是不暴露。”童戈说,“实际上,我在别人眼里绝对是成
功男人,是一个负责的好丈夫好父亲。我对她没有爱情,但是有浓浓
的亲情。我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张建伟认为:目前科学界对同性恋给出了明确、理性的评价,政
府对同性恋采取不压制也不鼓励的态度。如果中国的同性恋者想争取
更多权利、尊严、自由的保障,首要的一点:必须学会自律。 

  “这个人群中确实存在着缺乏自我责任感,出于享乐目的和毫无
顾忌的人。这会引起对社会善良风俗的威胁,这也会让他们获得权利
和路走得更长,甚至走 一些弯路。”他说。 

(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         被忽略的大多数
              ──关注农村同性恋者

【e行为4月23日】 本网编辑楚天北京报导:刚刚实行的第三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爱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可以
说是新世纪中国同志生活的一个亮点,中国首次将同性爱非病理化,
使一直在公众舆论中备受冷漠和岐视的同性爱首次得到“正身”。但
是我们还注意到,新修订的《标准》中对同性爱的临床解释仍保留了
“性心理和精神障碍”字样。这个解释来源于卫生部一个专门的课研
小组对51个样本进行跟踪一年后得出的结论。
                         
  结论说,通过采样测析,51人中有6人由于同性爱行为导致了心理
矛盾、焦虑,需要接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据负责卫生部这个课研小组“同性爱分题”的北京回龙观医院门
诊主任刘华清说,这6人的共同特徵是: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
无法认同自己、对同性爱既渴望又充满负罪感,此外,他们更没有城
市同性爱者对现代资讯意识的关注和敏感,也缺乏选择新生活的能力
和信心。 

  在这里抛开新版《标准》取样是否科学和具代表性不谈,可以肯
定的一点是,占了51份样本八分之一的农村同性爱者生活现状和观念
意识堪忧。

◇ 一个逃婚的农村同性爱者

  27岁的张中强现在有些喜欢北京了。他在北京东四环外的郊区租
有自己独居的一套房屋,白天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去西直门公司
上班,晚上以同样的路线回到他的居所。他在一家公司做财务,中间
休息的时候,他还可以利用办公室电脑上网与他新结识的男友在网上
聊上一会儿。他的细致和耐心得到上司器重,今年春节刚过就给他涨
了工资,这是半年来公司第二次给他加薪,这使得他有足够的钱用来
租一处宽敞的住房。

  他的生活看起来与城里其他人没有区别。

  而实际上,张的过人之外并不全在于此。三年前的他,是一个农
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后回乡务农。很快地,家乡巧令善辞的媒人
给张介绍女朋友了,但鲜有成功。张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对女孩子不
感兴趣,包括他的父母。而让他产生兴趣的,是一个与他同龄的邻村
男孩子,他是张的初中同班同学,比张更早辍学在家。他们背着所有
人悄悄地喜欢着对方,但不知道也不敢知道这种喜欢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农村,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里,没有“同性爱”这样的辞汇,有的,
只是戏谑或侮辱一个人男工女技的最恶毒的修辞。

  在张二十四岁那年,他奉父母之命不得不与一个比他长三岁的女
孩子订下婚约。但是在他成亲的前一个月的天蒙蒙亮的黎明,他拿着
家里让他送给女方的二千元彩礼钱走了二十里山路来到小镇上的火车
站。那里,他与他的这个同学约好在此会合然后再去省城打工,两人
计划远走高飞不再回来。露水打湿了张赶路的布鞋,等到太阳升起,
行人越来越多,他的同学还没出现,火车进站,张一个悄然离开了他
的家乡。

  几经曲折,张中强在北京谋到了一份做保安的工作,工作之余自
修会计专业,三年后,顺利拿到大专自考文凭。凭着这张文凭,张终
于获得一张在北京立足的准入证,而这意味着,他的逃婚最终成功─
─他再不会回到三年前叛离的传统婚姻里去了。

  但是,被张中强同时留给家乡的,不光是一个未婚女子的伤心,
还有一个他曾热爱的怯懦的男人。

  那个男人,在那个赶路的早晨,因为害怕因为不舍没有赴与张的
不归之旅,在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他早已为人夫为人父。

  张说如果他不出走,他就会象那个男人一样,象那片土地上的所
有男人一样,守着一个为自己生孩子却因为生计操劳过早衰老迟钝的
女人,守着四季侍弄却逐渐荒芜的土地。他的日子少有坎坷也无幸福,
平静得如一汪不再波动的水潭。他不会抱怨希望也败落,光阴偶而在
年节的眼前晃亮一下又在他脸上刻下一道痕迹,以此提醒他正在怀念
着的一段早年的对一个男人的热爱。 

  热爱将永无出口之日被隐藏在岁月深处。

◇ 关注这个大多数就是关注自己

  张中强只是少数能幸运逃出农村的同性爱者之一,而在衍生中国
九亿农民的那片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人正将梦想深埋到底多少人为梦
想苦恼,连专家也说不清。但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这个庞大人群的存
在。

  媒体普遍采用的中国同性爱占总人口的比例是3-5%,那么,在农
村性成熟期间的同性爱者,至少在三到六千万,这等于二到四个同性
爱婚姻合法化的荷兰总人口。既使在中国大陆,它的数量也几倍于城
市同性爱者。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大多数,被在城市中发表演讲的专家学者
们忽略了,在他们开的统计报告,所提供的各类数据只针对城市同性
爱者,那些远在他们视野之外的农村同性爱者仅仅作为可怜的个案,
躲摆在案头或抄送政府的公文里。

  著名的艾滋项目住持人万延海接受e行为采访时说,根据不多的
资料,在农村的公厕中,也存在同性(男性)交流的信息,这说明公
厕和浴池是同性恋者自然交往的场所。农村同性爱者由于信息缺乏,
人口不集中,难以自然形成圈子,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同性爱朋友,
而且结婚的压力大,因此出现的心理、社会问题多。女同性爱者的情
况可能更加严重。中国自杀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原因就包括性
爱纠错问题。

  这位前卫生部官员还说,在物质和资讯日渐丰裕的当代社会,农
村同性爱者挣脱传统社会的愿望加强,作为一种寻求帮助和解脱的方
式,这些人热衷于外出打工、走江湖,热心旅游等。在城镇街头的卖
艺者、修自行车的、以及诸多社会严打中的盲流、乞丐和精神失常者
中,也不乏同志。现在,世界各地大城市形成了同性爱社区,出现同
性爱积极的声音,因而农村的同性爱者自然趋附都市。但是由于自身
素质和谋生技能低下、当地政府意识形态的差别等原因,在同性爱社
区刚刚形成的阶段,都市中聚集了男性娼妓和敲诈勒索者。对于人口
政策僵化、城乡差别严重、农民居多的中国来说,同性爱集中地就是
今日北京、上海等区域中心城市。但与中国政治上、社会上对同性爱
显现的宽容相比,城市同性爱者的艾滋病和性病流行是一个严重的问
题。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经常光顾同志酒吧、公共浴池等场所的同
性爱者,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感染上艾滋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
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的同性爱者。这些人在走出原来狭小的空间后,
并没有马上意识到他们在一个更复杂的空间中所处的危险。

  由于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导致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严重匮乏,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和水平落后也是其自身素质低下
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要求的根本原因。再有农村信息闭塞、传统观念
保守等原因,也是农村同性爱者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同性爱者的身份认同模糊性和受到的传统文化浸淫更深,
加之地缘社会体系的阻碍,农村同性爱者和城市同性爱者的被关注及
研究水平也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

  性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对e行为说,比较城
市同性爱者的调查研究,对农村同性恋者的研究更加稀少。在已经完
成的一些研究中,包含一些农村个案,都是他们写信或有主动求医行
为者。

  目前在城市同性爱者中较流行的《朋友通讯》也很少发表农村同
性爱者的信息和反馈。北京由国外基金资助的最早同性爱公益活动团
体“同志热线”接触过一些农村中的同性爱者,但据曾担任过“同志
热线”的义工说,由于热线参与者少,他们曾将关于同性爱和艾滋病
等宣传材料由义工出差撒到沿途农村地区,以期唤起目的群的注意和
参与,收效甚微,有些农民甚至将这些资料扔进猪圈。由万延海所住
持的旨在提供同性健康资讯的《爱知简报》过去也曾和一些农村中的
同性恋者保持联系,但后来失散了。万说,“很难说有什么成果。”
他据此断言,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志事业的展开和进步主要
还是城市群体的工作。 

  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和休闲时间逐渐增
多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里的同性爱者已经有机会来审视自
己的性身份,在街头和网络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
史原因,农村政治和经济与城市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二元体系,农村经
济的滞缓落后导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意识形态被阻隔在农业社会以外,
这也使农村同性爱者被城市活跃的同志社区排斥在外。

  除了以上不可改变的客观原因以外,作为推进同志事业进步的城
市同性爱研究组织和专家、传播媒介、城市同性爱人士有意无意地这
对一特定人群的忽略是可见的主观原因,也是目前最可操作的改善农
村同性爱现状的重要步骤之一。

  事实上,专家们还没找到一个接近农村同性爱者的方法。万延海
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部份人的生活缺乏了解,生活质量如何,
资源如何,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等,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想,任
何行动或社会工程之前,需要做基础调查,然后再讨论问题所在和如
何解决等。

  中国同志事业的进步发展,仅仅靠城市同性爱者的力量是不够的,
基数庞大的农村同性爱者聚合起来,中国同志的声音才更响亮,同志
事业前进的步伐才会加快。若城市同性爱者只满足于一边厢自娱自乐、
甚至自怨自艾都是短视的,任何一种文明社会的前进既要有主流精英
分子的引导也要有大众基本力量的推进。

  中国同性爱争取权利的事业应当有农村同性爱者的参与。李银河
说,中国同志事业的理想目标是设立对这一少数族群的保护性法律
(反歧视法)和同性婚姻法案。这位中国最早提议同性婚姻法的专家
还说,对于农村同性爱者,这也是对他们权利的保护。在目前的情况
下,对于农村同性爱者,应当或者使他们摆脱贫困,或者使他们有机
会进入城市生活,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对于参与者来说,意识的觉悟才是最重要的。万延海对此指出,
在加强对农村同性爱者宣传的时候,既要传送关于同性爱的科学知识、
健康知识等,也要尊重当地的情况,避免城市殖民主义的情况。

  而这种意识和觉悟并不全在农村同性爱者,对当前社会资源拥有
权占绝大多数的城市同性爱者而言,最紧迫的首先是树立自身良好公
众形像、改善自身社会地位,再推而广之,带动和促进农村同性爱者
观念意识的进步。

  专家们接受一种说法:“少数带动多数”。

  而这个大多数便是城市同性爱者留在昨天的影子。 

◆          中国同性恋者的挣扎  

             ·黄 文·

  上星期,一个消息在中国同性恋社区里迅速传开:国家改变了政
策,同性恋者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中华精神科学会于4月20日发布的新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
诊断标准》中,有关同性恋的分类标志着该国的精神卫生部门在这个
议题上将采取全新的立场。直到最近,该行业仍然试图将同性恋者关
入精神病院,或者对他们实行电击疗法。

  同性恋者权益的倡导者称这项举措标志着保守的中国对性爱生活
采取了日趋宽容的态度,外界人士则认为它表示中国在同性恋议题上
与西方更接近同步。

  但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与西方国家拉拢了距离。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称自己为“同
志”)走出了封闭,大城市的同性恋文化也开始蓬勃发展,但歧视仍
然普遍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华精神科学会的新决定仍然隐含着深深的
偏见。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在对同性恋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进步之处。

  直到前几年,仍然有政府官员拒绝承认中国也有同性恋者的存在,
而现在互联网加速了同性恋社区的发展和扩大。在过去的两年中,有
150个同性恋网站被建起,使同性恋者以原先难以想象的方法取得
了相互联系。最受欢迎的网站如《阳光地带》和《Gay China》为国内
的同性恋者提供了新闻、文学、聊天和生活指南等内容。虽然政府最
近对互联网实行了一定的管制,但这些网站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八年前,全国第一家同性恋酒吧在北京开业,当时不知道以后的
情形会如何,但现在这些酒吧却生意兴隆。“一半一半”酒吧坐落在
北京使馆区的一条小巷里,看上去充满了热闹。吧内气氛热烈,前前
后后站满了衣著入时的年轻人。音响里播出里奇·马丁和赛琳·迪翁
的歌曲,顾客们在桌前自由地交谈。一对情侣靠在卖酒台前,喝着啤
酒,旁若无人般地相互接吻。

  “和同类人一起,真令我感到高兴。”40岁的工程师郑华(音
译)说。他来自东北,现在到北京出差。他成长于毛泽东时代,性倾
向曾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

  “当时我觉得自己有病,想方设法去改变。我服过很多中药,连
蝎子、蜥蜴和蟾蜍等民间药方都试过。显然,它们一点用都没有。”
郑华说。“我在这里碰到了许多同性恋者,这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并
使我觉得自己是正常而健康的。”

  许多人都深有同感,但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很少有
人敢对此溢于言表。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眼睛,
他们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同性恋心理学。

  最后,中华精神科学会决定对51名同性恋者进行为期一年的跟
踪,以研究他们的心理状况。研究小组最后发现,有6名同性恋者仍
然显示出存在着心理障碍。

  这些研究成果于1999年发表,而疾病分类标准今番的改变就
是来自这个研究结果。(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3年将同性恋剔除
出疾病分类。)

  只有当事人因性倾向的缘故而萌发心理问题时,他/她才成为诊
断对象。然而,即使这番新政策已经颁布,仍然有一些著名的精神病
专家继续称同性恋行为为“异常”,并认定同性恋者持续的滥交将导
致性病传播。

  由于象中华精神科学会这样的职业组织受到官方的承认,通常具
有半官方的性质,因此新诊断标准的颁布被视为政府对同性恋的进一
步宽容。

  “我觉得政府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来自北
京的同性恋者权益活动家万延海说,“只要人们不对现政府构成威
胁。”

  一个小实例也许能够说明问题:五月初将在北京举办一个女同性
恋文化节,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虽然这个消息在圈内流传甚广,但
活动仍然属于地下性质,一切开诚布公似乎太冒险。

  各方面人士都认为,要求社会接受同性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年来,公众都将同性恋视为某种社会疾病,就象赌博、卖
淫和性病一样。”万延海说。然而,这番看法并非来自宗教,因为中
国的官方立场是无神论。它也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道德原因,尽管这
个国家仍然盛行儒教。万指出,对同性恋的偏见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因,
因为许多人仍然认为“同性恋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资产
阶级的生活方式”。

  万援引了国内一本有关美国社会的教材,里面写道:

   “同性恋是恋爱或者婚姻失败的产物。有些人经历了婚
   姻失败后,对此产生失望,因此不再对异性发生兴趣,
   这种对异性的敌意转为对同性的偏好。同性恋产生的另
   一个原因是猎奇。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爱冒险,他们通过
   从事同性恋行为来追求新奇。这一切表明,同性恋是西
   方人精神空虚和社会秩序混乱的表现。”

  尽管出现了新的宽容气氛,但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有些政府
官员愿意对同性恋网开一面,其他人则不然,这使同性恋者在中国仍
然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万指出,同性恋者仍然受到警方的骚扰、敲诈和逮捕。虽然中国
法律没有明文将同性恋行为或者鸡奸列为非法,但每逢重要节日到来
时,政府总在各地掀起“严打”运动,目的在于扫除“社会不良因素”。

  在这些严打运动中,同性恋者与流氓和小偷归类在一起。去年9
月,在繁荣的广州,警方以“公共场所猥亵行为”为理由逮捕了几十
名同性恋者,这是迄今为止针对同性恋者掀起的最大扫荡。

  以上这种行动和公众偏见相伴,使只有一小部分同性恋者愿意公
开身份。性学家刘达临于九十年代初所做的社会调查表明,只有2.3%
的人承认自己对同性成员怀有性吸引。研究者张北川于2000年完成的
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同性恋者对别人透露过自己的性倾向。

  今年39岁的工人杰森·李就是这么一个例子。为了掩盖自己的
性倾向,他象成千上万的中国同性恋者一样结了婚,现在有了一个5
岁的儿子。

  在婚后,李继续在街头或公园寻找同性伴侣。去年10月,他和
其他20人在东单公园遭到警察逮捕。他支付了1500元人民币的
罚款后,警方通知了他的母亲。

  “我回家后,母亲哭着对我下跪,说我使家庭蒙受了耻辱。如果
我不改正,她将要自杀,”李说,“我为自己感到痛恨,但我无法改
变。如果我对妻子坦言,他就会带着孩子离开我。”

  尽管遭到过逮捕,李仍然难改旧习,两个月后他又被警方发现。
他试图逃脱,但遭到警察痛打,结果住院六个月。

  由于害怕家人发现,许多同性恋者身遭不测也不愿意报警。正由
于这番胆小怕事心理,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罪犯和警察的敲诈目标。一
位年轻的医生坦露,他在公园因与同性接吻而遭逮捕,警察向他要了
三条昂贵的香烟、20瓶酒和一个星期的工资。他答应这番条件后,
警察许诺不通知他的单位。

  尽管如此,情况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同性恋正日益进入中
国的主流文化。

  去年12月,流行歌星毛宁在某个同性恋者的渔场被一名男妓刺
伤。公众被迫首次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位他们倾心的偶像是名同性恋
者。

  就这个事件,虽然官方媒体著重谈论如何整顿社会秩序,千百万
网民却从香港和海外的互联网上看到了有关毛宁性倾向的讨论,他们
也由此接触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同性恋亚文化。

  “这些能见度极高的案件在普通民众中激起了有益的讨论,它使
人们日益认识到同性恋者的存在,”万延海说,“激烈的暴力对抗不
适合中国社会。在中国,你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时,才能起来为维护自
己的权益而说话。”

(转载自《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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