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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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双│
│ 73    ♀♀ 桃 红 满 天 下 ♂♂     周 │
│   期   ≈≈≈≈≈≈≈≈≈≈≈≈≈≈≈    刊  │
│                             │
│  2000年5月22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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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桃红满天下》第21期增刊《挑战同性恋病态说》已在近日
内推出。本期增刊向读者们介绍一些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精
神病学领域的同性恋研究。这些研究严重动摇了"同性恋是一种疾病"
的理论基础,为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武器,最终促使美国
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欢迎读者们参鉴。

  第22期增刊《巴布亚新几内亚社会的同性恋背景》向读者们介绍
人类学在同性恋研究中的又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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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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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闻摘要】新加坡警方不允许同性恋者聚会
        印度举办首次全国同性恋会议
② 【说三道四】从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到民权运动
③ 【综合报导】法律不容的"婚姻"
④ 【信息天地】艾滋病、同性恋相关问题麻烦众多教派
⑤ 【历史回顾】华夏男风兴衰史
⑥ 【同人笔林】冷默的旁观者
           ──略介保罗·鲍拉斯
⑦ 【爱知行动】《桃红满天下》将在《美国之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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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

◇ 由于先天性尿道下裂发病率日益增高的趋势,河北省儿童医院决
定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免费为河北省家庭贫困的3名患有生殖系
统畸形的男孩实施手术,帮助他们重现男儿本色。 

  据《河北日报》报导,先天性尿道下裂表现为生殖器畸形,男性
性征不明显,这不仅给患儿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也给患儿的家长增
添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住邯郸某县的小小因患先天性尿道下裂一直
被父母当作女儿抚养,5月初,小小父母带"她"到省儿童医院看病
时,医生经检查发现小小原来是个男娃。5月18日,河北省儿童医
院泌尿科主任赵学强采用一次成型技术,为小小实施了生殖器畸形修
正手术。由于目前先天性尿道下裂患儿较多,一些偏远农村的患儿往
往又因凑不齐手术费用而耽误治疗,河北省儿童医院决定为河北省贫
困家庭的3名先天性尿道下裂患儿实施免费手术,患儿家长可持乡级
机关出具的家庭情况证明在5月22日到26日带患儿到省儿童医院
泌尿科报名查体,手术实施日期定为6月1日。 

◇ 最近,由中国十余所高校参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两性教育》
一书的编写提纲讨论会在陕西师范大学结束。

  据《三秦都市报》报导,这部专门解决大学生就学期间各种心理
问题的教科书,明年上半年面世。其中谈论的"大学生的性与爱"问
题,填补了中国高校教材的空白。

◇ 据法新社报导,新加坡同性恋活动家计划于5月28日举行公开
论坛,以探讨政府如何看待同性恋议题,但警方于5月23日拒绝了
该项申请。新加坡目前仍然将同性恋列为非法。

◇ 据《印度时报》报导,5月上旬,一百多名人士参加在孟贝举行
的印度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政治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展望新
的千年纪元",与会代表表示需要建立跨越全国的通讯网络,使同性
恋者的健康和生活得到关照。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克隆·克尔为大会
揭幕,他在致词中向与会代表说:"你们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必须向民众表明自己的心愿,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性倾向,这样才
能挽救生命。"

◇ 第八届国际艾滋病、癌症和遗传疾病大会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将并着重探讨艾滋病的防治问题。 

  据俄通社-塔斯社报导,参加会议的除来自俄罗斯美国、比利时、
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医学专家外,还有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代表。

  艾滋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病疫之一。据最新统计数字,
全世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达5000万,其中1400万已经死
亡。

◇ 多维社记者查园5月16日报导,两名南非政治家在议会中抽取
自己的血样,进行公开艾滋病毒检查,以提高非洲人民对这一致命疾
病的意识。

  当天,泛非洲人代表大会领导人莫嘎巴与联合基督徒民主党领导
狄舍特洛在议会中抽取了自己的血样。他们表示,他们会在几天后公
布结果。他们说,他们此举目的在于以反击人们加在这一疾病上的耻
辱感。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南非政府估
计,该国四千两百万人口中,大约10%的人口已感染艾滋病毒。

  南非总统姆贝基拒绝进行公开检查。他办公室发言人说,他不想
草率对待这一严肃问题。

  尽管艾滋病肆虐南非,感染艾滋病在当地被视为一种耻辱。在许
多地方,承认亲人死于该病是一种禁忌。1998年,一位名叫德拉
米尼的妇女因在"世界艾滋病日"承认自己感染艾滋病而被殴致死。

◇ 据《曼谷邮报》报导,泰国一同性恋政治组织最近呼吁同性恋选
民在省上竞选中,投票给向同性恋者表示友好的候选人。据估计,泰
国目前有至少八十万名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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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

◆      从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到民权运动

    "同性恋问题是人权问题。"
               ── 一香港大学生语

◇ 关于同性恋的反叛性格 

  对于弱者,最基本的权利也要靠斗争来取得;这些权利包括我们
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相对于强者而言,弱者指大多数,而不仅仅指
同性恋者。然而在争取有关权利的斗争中,同性恋者可能是比较激进
的一分子,而且同性恋者所争取的权利,范畴往往超出同性恋意义,
有些权利甚至具有普遍性,只是这些权利在同性恋阵营中显得特别欠
缺或者说是更迫切些。歌德说:"只有每天争取自由与生存的人,才
享有两者的权利。"

  讲到同性恋权利运动,可以说,同性恋权利运动是所有争取权利
运动中的一个特例,是一个少数派的运动,但不能因此说它不是民权
运动的一部份,因为它所争取的权利在民权范畴之内。在和平年代,
阶级斗争的形式会以争取民权的斗争形式出现。其实阶级斗争历来就
没有停止过,它就象沙漠里的巨石,有时候被风沙埋没,有时候也会
凸现出来。对于同性恋者而言,很多权利的拥有要比一般人更迫切一
些。因为相对大多数而言,少数派更处于不利地位。同性恋者可以说
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同性恋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比一般人要早,争取
权利的斗争也比一般民权运动激烈,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就是
同性恋性格中的反叛性格。或者我们自己生活在缺乏民权的环境中而
不知不觉,而同性恋者却能强烈地察觉到,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些权利,
来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政治哲学开路。这种反
叛性格源于社会对同性恋的压迫和歧视(主要指文化歧视和压迫)。
或者同性恋行为本身即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挑战和反叛。反叛开初的
意义可能不在人权,然而就像我们为买一打火柴走进商店一样,我们
发现自己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因此,对于弱者,权利的剥夺应该有个
极限,即不要剥夺到他不能生存为止。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即此。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权利的要求很低,更何况我们还拥
有许多的权利,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那些并不是那么迫切需要的
权利呢?这使我想起历史上的奴隶战争和农民起义。难道不是这样的
吗?理解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中,是何种力量使
得这帮男女奋斗到底。

  事实上,反叛性格不仅仅为同性恋者所特有,它只是在同性恋者
身上显得更突出些。可以说,反叛性格是弱者的性格。有时候我们会
莫明其妙地顶撞上司,抵抗权威,在心有余悸的反省中,就会发现是
理所当然。既然反叛性格来自于权利的被剥夺(过程主义理论指我们
的生活存在着两种剥夺,即能力的剥夺和权利的剥夺,例如盲人被剥
夺了看的能力和失学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在这之后的
表现将是对权利的敏感性,以及对被剥夺的危害性的扩大化,就象一
个根本不需要再生孩子的男子,尽管他的性生活非常丰富和美满,若
有一天医生告诉他由于精子的活力不强而不能再生育时,他首先想的
是他的男子汉尊严和地位的受损,而不仅仅是生育能力的丧失。

◇ 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少数派权利意识的觉醒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对所有的同性恋者几乎都是不公,然而这种
命运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实际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对许多
同性恋者来讲,只要他们能及时放弃同性恋行为,悬崖勒马,社会和
家庭一般都能给予原谅和帮助,他们能象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几乎有
同性恋者愿意这样做
 
  在同性恋者的感情生活中,家庭的温暖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同性恋者最怕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知道自己的同性恋真相,真
情一旦败露,受损的首先是家人,其次才是他自己。父母和孩子因为
他而蒙羞,亲戚朋友也会为他而惋惜,开始劝他改邪归正,最后可能
发展到五花大绑直至脱离血缘关系。中国首例同性恋司法介入案即是
如此(1994年安徽省无为县发生的父亲扭送同性恋女儿司法介入
案)。

  当然并非每一个同性恋者的遭遇都是如此。事实上,许多同性恋
者得到了家人中思想开放者的安慰和鼓励。与家庭的隔离对任何同性
恋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创。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不得不作
出自己的选择──对家庭的反叛。离开了家庭,仅有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也被剥夺,最终导致他与家庭的决裂(即使他仍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例如大多数同性恋者都结了婚)。结果,他不得不以其他途径来弥补
这种损失──即寻找安全感受和认同感时期(如网络、酒巴和渔场)。
即使是一个没有显露的同性恋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
认同感的时期,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也会成为一种自觉。寻找安全感
和认同感的最佳途径是自由结社,结果就是各种同性恋团体和组织的
产生。这种团体和组织起先可能缘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体现对社会
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敏感性和敌视,从一种对家庭的反叛发展为一种
对社会的反叛,从被逼到自发,继之而起的则是同性恋个人权利意识
的觉醒,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并非每个同性恋者都会结社,但当
同性恋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结社便成为一种自觉。这时候
结社不仅仅是一种保护和反叛,可能包涵着身份认同和要求与社会和
政府的平等对话,如发生纪念"石墙事件"的纽约同志大游行。事实
上,现阶段国内虽然没有公开的同性恋组织,但多数同性恋者的少数
派意识开始觉醒,因为他们发现个人权利的取得不能靠单独的个人活
动来达到,而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即使对于没有结社的同性恋者,
其少数派意识也已经潜在,他们急需要这样的组织:能找到爱与关怀,
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保障个人权益和健康,提供帮助等。早在19
88年,国内在取缔一个企图面向全国的庞大而又严密的同性恋
组织的过程中发现,全国各地得知该组织成立的消息的同性恋者纷纷
要求加入该组织。似乎是同病相伶,同性恋组织一般比较严密、牢固
可靠、可信等,一般需要内部公开身份和性伴侣,不能有半点隐藏,
人数也不多,文化层次都较高。我想做到这些除了社会迫使同性恋者
之间相互守信和保密之外,独特的同性恋亚文化也是群体的动力之一。
同性恋组织力量可能要大于一般组织的力量,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和斯
巴达克思军的力量就是由这种文化而获得,美国总统克林顿取消了同
性恋者服兵役的禁令,提出"不问不说"的猫头鹰政策(当然,这种
政策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憎恨同性恋的军官则
强迫他的士兵在唱"gay, gay, on the street; shot, shot, swept him"之类
极端反同性恋的歌),也是这种文化力量的结果。同性恋文化较传统
文化似乎有许多优越之处,如对名誉、地位、金钱、出身和民族等社
会特徵的淡化,博爱,追求完美,崇尚民主和自由等,使得众多的同
性恋组织,由开初的一种权利防御,逐步转向一种权利斗争。

◇ 从同性恋权利运动到民权运动  

  回顾国外近代的同性恋权利运动,国内研究学者李银河女士把它
分为八个阶段:①1908─1945年,同性恋者的个人尝试,为
同性恋权利辩护;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派群体意识的觉醒;③
1950─1952年,同性恋寻找身份认同时期;④1952─
1953年,同性恋者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慨爆发;⑤1953─
1960年,同性恋集团加强自身素质和组织力量;⑥六十年代,将
民权运动引向同性恋权利运动;⑦1969年,大规模同性恋权利运
动时期(但大规模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随着性解放运动的狂飚突进导致
了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的大规模流行,以至1980年艾滋病发
现以后,国外同性恋权利运动逐年降温;而中国同性恋医学性行为病
学专家张北川医师在1999年对中国500多例同性恋者的问卷调
查报告中,得出如不采取安全性行为,艾滋病八十年代在国外男同性
恋者中的大流行悲剧有可能很快就在大陆男同性恋者中重演,不得不
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你今天不关心艾滋病,明天你可能就是艾滋
病人",这就是我的忠告);⑧1973年后,与政府对话时期。

  毫无疑问,国内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过程也会与此大致相同。尽管
中外意识形态、社会环境以及民族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全世
界同性恋文化似乎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以致于这些共同点足以消弱传
统文化、民族风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的影响,例如美国有个同性
恋组织的名字就叫做"奇特的国度",国内一些在同性恋研究领域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也常被国外的同性恋组织要求对国内的同性恋组
织牵线搭桥。从全世界同性恋文化相似之处我们不难发现,同性恋不
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性问题,就是在我们每个
人身上隐藏却在同性恋者身上显露的问题。

  有人说,同性恋是人权问题,说到底是人性问题,是我们每个人
所面临的要解决的难题。要谈到国内外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不同,就不
能逃避民权运动。在国外,是民权运动导致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爆发;
在国内,则只能由同性恋权利运动导向民权运动。与国外相比,国内
没有滋生民权运动的土壤。民权运动需要等到人民也就是平民个人的
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而同性恋者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比一般
平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早得多。这并不是说同性恋者较平民个人
具有优越性,而恰是社会对同性恋者更深层压迫的结果(例如文化压
迫,即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歧视等)。这个过程就象烧开水的过程,
需最底下的水翻滚过来,上面的水才开始运动;而不是象风吹过水面,
只是表面的涟漪,底下的水却平静不动。与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反压迫
和反剥夺相比,民权运动可能还包涵着反权威和反特权。人民不再是
一袋子看似团结又彼此公离的土豆,不再是拥挤在一起的绵羊,而是
奔跑的狼。随着平民个人主义的确立,民主将成为可能,权力由一种
工具、武器和政治变成一种责任和服务,当权者成为真正的公仆(这
里我不禁想起法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所作的精僻的分析,他说:你以
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把皇帝给推翻了/但你在皇
帝盖章的地方/盖的是一个渔夫的印章。纵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
读来心有戚戚);权力由人民赐与,也由人民来收复(微观社会主义
认为体制改革的第一猛药应是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官员的选拔和
任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不唯上,不会出现放卫星的现象,离任审计
制度应在民选之后,后话);法制也将成为现实,一种从下至上的都
督约束机制逐步取代一种由上至下的压迫机制(如果联系现在流行的
"三讲",我们能思索出什么结论?近期广东省委又把江泽民在高州
关于"三讲"的讲话总结为"三老四自",又在天天学,不谈)。记
住人性的弱点是贪图安逸享乐和懒惰,就不必再鼓吹官僚集团的廉洁
自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青年学者刘军宁借用一种
"政治无赖"假定说,来分析社会的权力分配,很有新意,也就是说
假定我们的当权者都是无赖,就象公安到出租屋查房一样,他是假定
每一个住出租屋的人者是"不法分子",虽然我们大都是良民,但我
们也有义务接受检查)。与同性恋权利运动所不同的是,民权运动的
成功与否不在于特权者的宽厚仁慈或驯服力量,而取决于平民个人的
崛起。但要实现平民个人的崛起,就必须讲到人权。

◇ 从生存权到发展权到人权  

  美国《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然
而在中国,"平等"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名词(当然春秋战国时即有墨
子"平等"、"兼爱"、"非攻"的光辉思想,但至汉武帝以来,便
被"罢黜"),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人权与美国的人权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宁勿说"人生而不平等"。事实上,中国是对的,人生来就
不平等,包括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文化模式和先天发育等。由此,
中国的人权观也是对的。讲到人权,就必须讲到生存权与发展权。没
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就没有人权;没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平等,就没
有人权的平等;没有人权的平等,也就没有民主和自由产生。所以鼓
吹西藏独立,是现代奴隶主的嘴脸。

  生存权是中国人权的最基本最首要的权利,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
的人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饥饿和贫穷的记忆如此铭刻于心,以至于中国历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几
乎都在吃饭问题上打转,而忽略了地球的转动。在温饱工程基本完成
之后(即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权),旨在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
工程(即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变得日益迫切和突出。犹太格言说:
"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娶得学者的女儿,
就是丧失一切也无所谓。""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个人同时坐牢而又只
能保释一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所以犹太人在各个
领域都有非凡成就。在中国,教育工程就象农村与农业一样一直被提
到无比重要的基础地位,但从未真正被重视过(我发现在中国有个奇
怪的现象,就是如果某件事或某个工作一旦在某某会议上被大谈特谈,
下面的人也就找到了忽略它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所谓某件事或某
个工作的重要性,只须象和尚打坐那样定期念几句就够了)。希望工
程只能说是不重视教育的一个严重后果,而不是重视教育的良好表现
(事实上当权者也发现了这一点,我记得纪实摄影记者解海龙在大陆
做失学儿童摄影展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被某某领导斥责为给社
会主义抹黑)。

  人的教育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就等于失去
发展的权利。谈到人权,不仅仅是民主和自由,更重要的是平等;没
有平等,就谈不上人权(我所理解的平等指一种同等的态度,即同等
的生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具体地说就是一个贫穷的母亲对孩子的
爱与一个奢华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具有同等的意义,尽管她们给孩子的
所有物有着很大差别,如一双布鞋和一辆小车)。平等不等于平均。
这里的平等,首先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平等,特别是发展权的平等,
而发展权的平等,首当其冲的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事实上,在中国,
由于生存状况的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特别是高等教
育,在并轨以前,政策性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人为地造成教育机会
的不平等性(例如要上大学湖北的考生要考比北京考生多100分的
分数、城市学生的委培方式可以优先上大学等等);在并轨以后,这
种政策性的不平等又直接转嫁到经济水平差异的不平等性上(考上大
学后无钱念书在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1997
年没写一个字,就是为尝还念书的债务而焦头烂额)。

  贫富差异成了造成发展权不平等性的主要原因,而政策性的不平
等性是造成贫富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指资本的原始积累,经济学家
何清莲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指出,中国用短短十几年的时
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财富向少数人手
中集中,而且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
手段,把本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造就了一批千万富翁,
并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中
产阶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中国则是两极分化,而中产阶级恰恰是
一个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我会在后续文章中具体谈到),如计划经
济时代的工农业剪刀差(农村研究学者党国印在1998年《中国国
情国力》上撰文指出,由于工农业上的剪刀差,致使自新中国成立至
"八五"以来城市从乡村借用的资金达到了不可估量的数字,直接造
成了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八五"之后,工业由一穷二白迅猛发展,
但忘记了开初农业对工业的支援,城里人却骂农村人是乡巴佬),沿
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以及官僚阶层对财富的聚敛等(微观社会主
义认为现代贪污不再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而是以资本的原始
积累为目的,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巨大的国际资本来源,
而这个巨大的国际资本,就是以国内贪污犯为主的外逃资本,有统计
表明中国的外逃资本占中国所借外债的50.2%)。勤劳致富在先
富起来的一部份人中占的比例少之又少,如果单从资产占有率来计
(即不以人数计),这一少之又少的靠勤劳致富的一部份人则不值一
提(《南方周末》深资记者方三文在2000年《南风窗》上撰文指
出,投资官场已经成为一种超高利润的投资,导致了近几年贪污受贿
的案件所涉金额越来越大,年青人也都对官场趋之若鹜)。就象生存
权的不平等造成发展权的不平等性一样,发展权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政
治权利的不平等(例如现在就有相当大的一部份人对现今中国推行民
主还存在疑虑,理由之首则是还有一部份人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难道要所有的人都长了翅膀才能起飞?为什么不能让先长翅膀的人先
飞呢?)。

  这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社会分工,其次是民主。譬如
政府对农民的政策──对于一个占总人口四分之五的庞大群体,政府
却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钉死在有限的耕地上,对他们进城打工作出种
种限制(例如北京对农民进城的工种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农民进城只
能做"苦力"),并且从工资到户籍上作出种种歧视(例如进城打工
农民的孩子入学要交的各种额外费用等)。虽然每年会议的重点都在
农业,但明白人一眼便知,政府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弦外之音,就是
"象把耶酥钉在十字架上那样把农民牢牢钉死在黄土地上",以维护
整个社会局势的稳定,因为事实表明进城农民是城市社会不稳定的主
要因素。正如爱因斯坦半个世纪前在中国所看到的一样,过多的人口
阻碍了机械化的进行,他们象一群拥挤在小圈子里的绵羊。选举权对
一个普通村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或者不会写字,或者候选人
中没有一个是他所要选的。你或许能够列举某省某市某一农村的民主
选举(经济学家把它叫"海选"),象《焦点访谈》拍摄的一样;但
如果要说全国的统计数字,这样的"海选"不过千分之一,有人却坐
在办公室的大扳椅上把它当作中国农村的全部。由此看来中国的民主
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政府不能负全部责任
(例如很多打工仔打工妹不会用《劳动法》来保护自己)。正如中国
人权所言,生存权是一个人的首要权利,从生存权到发展权再到政治
权利,人权是一个彼此关联的连续体,过份强调某一点都是极其偏颇
的。

(转载于《阳光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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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导】

【《广州同志》编者按:《南方都市报》2000年5月14日
"非常档案"版以《法律不容的"婚姻"》为题插图报导广东江市5
月13日一对男同志结婚事件,并于抬头处加按表示所谓"广东省人
民律师事务所黄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对此事的意见时明确表示,结婚
只能在男女之间进行,同性之间的这种行为是违反社会良好的道德风
尚、毒化社会风气的。这也是我国目前的法律所不允许的。"】

◆          法律不容的"婚姻"

  昨日下午5点,在广东省江门市江门大厦二楼华清宫,他──李
先生和他──曹先生,在此向40多名好友,宣告他们将相伴终身,
天长地久。
            
  曹先生完全以一副标准新娘打扮,脸上精心妆扮,满面抹着白粉,
描着细眉,涂着鲜艳的红唇,头发挽成时髦的高髻,插着耀眼的头饰,
穿着一袭白色性感、低胸晚装。不知情者,完全以为他是一名美丽的
女子。
            
  李先生则是一副标准的新郎官打扮:黑色西装,满脸笑容。
            
  婚礼过程完全是按广东风俗进行。李曹二人先在楼下迎宾,然后
在席间接受众人的祝福,互饮交杯酒,互相亲吻,好友们都友善地
"玩新郎新娘",气氛和谐、热闹。
           
  晚上9点半,好友们又陆续离去。李曹专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
访,并分别向记者表明他们的身份。李是江门本地人,在某银行任职,
曹是澳门人,教过音乐。

◇ 邂逅

  今年3月12日,在江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在朋友的介绍下李
曹相识了,并一见钟情。之后的交往便难舍难分。但二人都有难以解
决的难题。
            
  李已于1998年与一女子结婚。曹也于今年1月23日与一名
先生在江门举行过联姻仪式。二人相识后都认为再也离不开对方,分
隍7d一日如隔三秋。在很短的时间内李曹分别与"配偶"分手,决定
在一起。
            
  李今年30出头,他说,小学毕业时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
他很害怕,不敢告诉父母亲朋,经过内心的折磨,他接受了自己的
"这种"倾向。他父母也慢慢地知道了儿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十分无
奈。1998年,在父母的压力下,李与一名女子结婚。结婚一个月
后,由于有许多男子打电话给李,李前妻终于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李也坦白地承认了,李前妻又哭又闹,痛不欲生。所以李在认识了曹
之后,迅速地向前妻提出离婚,前妻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曹的经历也很复杂,他在缅甸出身,10岁左右移居澳门,初中
毕业后到加拿大求学,修读心理学专业,毕业后回澳门,在一所中学
当英文老师,他一直是以男老师的身份教学的。曹今年约20出头,
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这种人",也从没为此苦恼过,他认为这是正
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必强求。

 ◇ 相处

  李曹相识后很快同居。有一天,李的父母在街上撞见曹,非常生
气,劝曹马上离开李,不要破坏李的家庭,但他俩坚决不同意。
            
  曹的父母没见过李,只见过李的照片。曹的父亲没什么表态,但
母亲则强烈反对。
            
  据了解,李的同事也知道李的事,他们不赞成,也不反对。但他
还是感到了同事们的另眼相看,很担心这事公开化后对工作有影响。
两人偶尔也会吵吵嘴,但都是因为关心对方的缘故。

 ◇ 未来

  曹李目前把家安在江门,对于未来,曹说他们将会移民到可以领
结婚证的国家。
            
  李说:"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即使是辞职、背井离乡也在
所不惜。" 
            
  最后记者问曹今后会否有变性手术的打算,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地说:"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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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天地】

◆      艾滋病、同性恋相关问题麻烦众多教派

          ·JUDY L. THOMAS·
           ·杨青 翻译·

  罗马天主教会在美国有6000万成员,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大的
教派,但是它不是唯一受到艾滋病和同性恋问题困扰的教派。许多教
派因为艾滋病失去牧师,而且许多教会在是否委任同性恋者或是否举
行同性婚礼上陷入争战。
    
  "这冲击着几乎每个教派和每个家庭。"堪萨斯联合卫理公会主
教弗理茨·穆第牧师这样说,他自己就有两个儿子死于这个疾病。
    
  但是,没有其它重要的教派把牧师的艾滋病看成一个重大问题。
而且,没有教派像天主教会那样要求牧师禁欲。
    
  死亡迫使宗教教派面对各自队伍中存在同性恋的令人不快的现实。
    
  今天,同性恋是最深刻地分裂教会的问题之一。因为教派成员拒
绝变革信仰,一些教派面临被分裂的威胁。
    
  对同性恋的态度从南方浸礼教会信奉的"要他们忏悔和转化"到
基督联合教会任命不禁欲的同性恋者,各各不同。大多数重要教派的
立场在两者之间的某一点。

  南方浸礼教会有1590万成员,是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其全
国大会发言人威廉·梅利尔表示,"对同性恋行为,我们已经采取了
相当严厉和专门的立场……《圣经》认为这是罪恶的、异常的和对正
常性行为的逆转,上帝已经给出了价值判断,认为这是可憎的。"
  
  梅利尔说,教会呼吁同性恋者们忏悔,并相信同性恋"是可以改
变的。"他补充说,《圣经》也断言,所有的罪,包括同性恋,是可
以宽恕的。
    
  11月,佐治亚州的南方浸礼教会投票开除了两个允许同性恋者
担任领导的教会。全国大会在1990年代初期根据同样的理由开除
了北卡罗琳纳州的两个教会。
    
  关于南方浸礼教会牧师中的艾滋病情况,梅利尔表示,"相当的
少,只是趣闻轶事。我知道有一到两个浸礼教会的牧师死于艾滋病。"

  联合卫理公会拥有850万成员,该教会认为,同性恋者和异性
恋者一样,都是"具有神圣价值的个体。"但是,教会也说,同性恋
行为"违背了基督教教义",并要求同性恋者保持贞洁。
    
  该教会不任命性活跃的同性恋者,并禁止同性结婚。
    
  和其它教会一样,这个教会也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骚动。1997
年,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一名牧师为两个女同性恋者主持了婚礼。
他受到教会陪审团的审问,但被宣判无罪。11月,因为给两个男人
主持婚礼,他被开除圣职。
    
  1999年1月,加州萨克拉门托市68名卫理公会牧师为两名
女同性恋者祷告。加州的一名主教对他们提出了抗议。1999年3
月,伊利诺宜州的一名牧师涉嫌为两名芝加哥男人的婚礼做祷告。
    
  卫理公会也有牧师死于艾滋病,包括一名"德州联合卫理公会年
度会议"的前任主教于1987年他70岁时死亡。他死了之后,
人们发现,主教是一个深藏衣柜中的同性恋者;有至少35年的时间
里,他一直过着双重生活。
    
  "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穆第说。
    
  穆第说,他知道还有其他卫理公会的牧师死于艾滋病,"但是,
我不认为我们会议中有人死于艾滋病。"

  福音派路德教会有520万成员,教会禁止同性结婚,但是允许
委任同性恋者,只要他们保持贞洁。
    
  8月份,在教会全国会议上,是否委任性活跃的男女同性恋者的
问题被提出,但是大会拒绝改变教会政策。
    
  教会发言人约翰·布鲁克斯说,一些路德会牧师死于艾滋病。
"对教会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办的事情。"他说。

  美国长老会最近排除了重新审视其禁止任命公开活动的同性恋者
的法律的要求。
    
  在这个拥有260万成员的教派年会上,代表们击败了试图动摇
其禁止单身但不禁欲的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担任牧师的宪章条款的努
力。该教会也禁止同性婚姻。
    
  今天,教会最高法庭将听取关于东北部地区同性恋争论的三项投诉。
    
  教会官员承认,一些神职人员死于艾滋病。
    
  "我个人知道有少数人死于艾滋病,""长老会新闻社"主任杰
瑞·冯·马特这样说。

     主教派教会有240万成员,教会就任命同性恋者的问题已经争
论了三十年。
    
  1979年的一次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委任活动的男女同性恋者
是不合适的,教会发言人杰姆·索拉姆说。

  "但是,之后,教会一直争论,这个决议如何才能有约束力。"
索拉姆说。
    
  因为试图把某种政策写入宗教法规的努力失败了,索拉姆说,现
在是每个主教管区自己看着办。他估计,有四分之一主教派教会的主
教管区现在任命公开男女同性恋者。
    
  关于同性婚姻,索拉姆说,"我们不仅没有一项政策,而且作为
一个圣餐仪式的教会,我们没有庆典和仪式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补充说,"在地方上,同性婚姻正在悄悄地举行,有时
是主教默认的。"
    
  卡农·卡普夫牧师是华盛顿主教区会众和牧师发展官员,也是
"全国主教派艾滋病联盟"创办人之一。他说,教会因为艾滋病失去
了牧师。
    
  "如果你看一看1996年的艾滋病毯,能够被确认的至少有
20名主教派牧师。"他说。
    
  卡普夫说,主教派教会从1988年就有了关于患艾滋病病毒或
艾滋病牧师的全国政策。该政策禁止在雇佣、保健或保险方面对患艾
滋病牧师的歧视。

  非洲人卫理主教派教会在美国有250万人,该教会没有文字政
策涉及同性恋者任命事宜,"第二主教派教区"负责主教温顿·安德
森牧师做上述表示。
    
  "我们教会内部没有就任命同性恋者的事情有任何运动。"安德
森说。他补充道,教会的立场是,人类性活动是为了生殖,"我们反
对把同性恋作为正常的生活方式。"
    
  安德森以前担任过世界教会理事会主席,他说非洲人卫理主教派
教会只有极少牧师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疾病。
    
  "我知道有几个年轻一点的牧师死于这个病毒,但是那是很早以
前的事情。我没有听说或看见近年来我们有牧师死于艾滋病。"
    
  但是,安德森说,他注意到最近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字
显示出艾滋病在人口分布上的变化。1998年,非洲裔美国人占了
美国所有艾滋病死亡的49%,而非洲裔美国人只占美国人口的
13%。

  和大多数新教教派不同,拥有140万成员"基督联合教会"允
许任命不禁欲的同性恋者,这从1972年开始的。
    
  该教派负责男女同性恋者事务的比尔·约翰逊牧师说,有150
多名公开的男女同性恋者在基督联合教会里得到任命。
    
  约翰逊说,是否主持同性婚姻的决定由地方牧师决定。
    
  在牧师死于艾滋病有关疾病问题上,约翰逊说,"和每个宗教组
织甚至最保守的组织一样,基督联合教会因为艾滋病病毒疾病失去了
牧师。"

     犹太教改革派是美国犹太教会中最大并最开明的分支,该教会对
性倾向问题持接纳的态度。堪萨斯市的麦克尔·泽德克教士做上述表
示。
    
  泽德克说,同性恋者成为拉比并不需要禁欲,但是负责任的关系
应该受到鼓励。
    
  犹太教改革的总人数很难估计,因为许多人并不去教堂;但是,
犹太教改革的一个组织"美国教士中央会议"有150万成员。
    
  泽德克说,一些拉比死于艾滋病有关疾病。

注:教会中英文名称对照
  南方浸礼教会 The Southern Baptists
  基督联合教会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福音派路德教会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美国长老会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教派教会 The Episcopal Church
 世界教会理事会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基督联合教会 United Church of Christ,UCC
   犹太教改革 Reform Judaism
非洲人卫理主教派教会 The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选自《堪萨斯城星报》2000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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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          华夏男风兴衰史

            ·楚 钧·

  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
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
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
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
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
一的"乱风"的"一衍"就是"比玩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
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
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
之大可列为一"风"。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
时代,同性恋交往更趋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宠儿龙阳
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和"龙阳"的称呼。当时最有影响,最
有成就的同性恋者首推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思美人》
等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诗人对楚怀王的恋情(详见《桃红满天下》
第13期)。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
《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
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
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时割断了衣袖,"断袖之
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的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盛时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
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他们的
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
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
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
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边界和平,工
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
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
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
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
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玄德皇帝意欲重
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观念也冲破了"灭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
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
(1472-1528),他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
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
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
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1644
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
今天的人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
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
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
梦》里,曹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
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书中的
"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
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
《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
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
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
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
心里有生动刻划。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
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
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
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恐同情绪。

  1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因
为连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刚经历亡国的羞辱,全国民心涣
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重整意识形态和重建民族自信心
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拢络文化阶层,以重新建立起国家官僚体制。
对中华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统治者此时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
意识形态,以达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讲求社会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纲五常","父父
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张维持礼教的办法应该是"正名"
和"教化",但是中国尊孔的历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够的,国家还
必须同时对违者进行处罚,教罚并举才能有效维持礼教。清朝在建朝
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重建礼教时,特别重视法律和法令
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规定,在定强奸罪时
必须提供严格的证据,这条法令意在强调"贞操观",其目的一是推
行孔孟之道,二是拢络明末保守派儒家学者,求得他们对新王朝的支
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实现了国泰民安,满清政府已经站稳
了脚根。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展了野心勃勃的巩固满人统治的计划。
他一方面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对社会的不稳定
因素进行坚决镇压。为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大兴"文字狱",
严惩有异己倾向的文人,而且实行株连,处刑严酷。"文字狱"有效
地压制了知识分子对现状与国家政策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妨碍推行孔
孟正统礼教。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
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
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
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
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
久的1740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
确反鸡奸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
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
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
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
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
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
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
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用中国
著名精神卫生专家贾谊诚先生的话说,"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
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
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
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公厕和公园等地的"渔场"相互结识。压制
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议题重新浮出水面时,忽而
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
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
同生存了千年,而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为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和一个族群应如何生存和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避免同性恋在中国
近代的厄运重演。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不利于同性恋的,但中国同性恋
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
代的同性恋者都要有传统家庭,转接香火,男子必须结婚生子,在完
成这一任务之后,同性恋的男子好男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古代中国
婚姻的基本意义在于经济联盟,一个家庭同舟共济与天灾人祸斗争,
由于死亡率高,确保种族繁衍和家庭稳固是当时的第一需要。因此在
联姻时,变数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虑。但是组建家庭时无
视个人感情也对社会稳定不利,中国古代以纳妾和男风为婚姻制度的
补充,满足主男感情或情欲上的需求(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
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国
情,使中华文明的强盛持续了千年,而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让
自身生存千年,没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杀身之祸。

  从同性恋的角度看,同性恋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转衰体现出以下特
点。第一,同性恋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男风的盛行而发生
任何改变。男风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
同性恋盛行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
的家庭模式,也没有出现一套让同性恋关系渡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
的机制。所以即使参与的人数不少,但与异性婚姻相比,同性恋仍然
脆弱无比。第二,男风依附享乐主义而旺,但同性恋没有及时与享乐
主义脱钩,为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追求个性解放和情感宣泄的享
乐主义是诱人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原因
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享乐不仅需要有物质基础,而且消
耗精力。明末的享乐主义助长了腐败,加强了剥削,所以之后的保守
派儒家学者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享乐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享乐主义
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有着致命的弱点,当同性恋随着个性解放的享乐主
义兴盛之后,没有与之脱离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享乐主义的
膨胀导致王朝覆灭,与之共生的同性恋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
是规模上的扩大,人数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强机制,同性恋往往成为
社会运动的牺牲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狮子肥壮倒也无
妨,但一头羊肥壮起来,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恋没有克服自身致命弱
点的时候,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
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
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
谓实至名归。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恋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
一部份。康乾盛世时,中国国力十分可观,但政府没有把注意力放到
对外交流,学习别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费
大量的精力来维持过时的礼教,同性恋也成为他们政治短见的受害者。
当政者失策而酿成的大祸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使中国一再落后于历
史的前进车轮。类似于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未能在华夏大地出现,
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也不幸胎死腹中(当时康有为提出的
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但
同性恋研究方面却拾来了病态说的牙慧,而西方于五十年代兴起的同
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
而未能及时吸收,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与此同时,
源于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恋恐惧症"也随之而来,正好与"三纲五常"
合拍。于是乎,落后医学和过时道德对于同性恋的双重压制,而今却
成了"中国特色"。

  一个没有信心的虚弱社会,总是首先想到控制民众的言行,包括
控制他们的性行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恋的举动,表明了统治者缺乏
自信,也预示了以后的国势衰落。而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认识
同性恋的努力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在敦促社会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的
同时,作为同志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前人,在勇敢地追求爱情的
同时,探索出一条能让同志生活方式长期生存的道路。

参考书目:

1.Homosexuality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vien W. Ng from
 Hidden from history: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1989) by Martin
 Bauml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Jr.

2.《同性恋美学》,茅峰着,(台湾)汉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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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笔林】

◆          冷默的旁观者
              ──略介保罗·鲍拉斯

            ·二 言· 

  保罗·鲍拉斯(Paul Bowles)于1910年12月30日出生于
美国纽约。在孩童时代,身为牙医的父亲一直对他甚为冷淡,使
他自小养成了退避内向的性格,只在书本和写作中寻求解脱。然而,
他与一位同性恋叔叔相处得非常融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撞见叔叔
和一群男子跳着贴面舞,却本能地对此坦然置之。这种本性也是预示
着他后来流露出的存在主义倾向,使他以后能够在写作中,不动感情
地看待一些不合乎常规的性爱表达。

  虽然鲍拉斯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但他在早期时在作曲方面取得
成功。他师承美国著名作曲家阿兰·柯普兰,曾成功地为同性恋剧作
家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和《夏天与烟雾》等话剧谱写舞
台音乐,而他创作的艺术歌曲则是美国同类作品中的佳品。当他与柯
普兰一同在法国旅行时,当时流亡巴黎的著名女同性恋作家格特鲁德
·斯坦鼓励他向文学创作的方向发展。在斯坦的建议下,师徒俩结伴
去摩洛哥旅行,以开拓视野。

  1938年,鲍拉斯与女作家珍尼·奥尔结婚。夫妇两人都有同
性恋倾向,在私生活方面各行其事,但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灵魂之
友"。鲍拉斯象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一样,认为心灵和精神总
有一个令他得到完全解脱的归处,而他终于于1947年找到了这个
归处。那一年,鲍拉斯完成有关同性间恋父情结的短篇小说《冷尖之
页》后,夫妇俩移居摩洛哥的丹吉尔,在那里居住长达五十年。

  鲍拉斯在丹吉尔的住所成为当时文人集聚之地,"垮掉的一代"
的代表人物威廉·巴洛斯、艾伦·金斯伯格、田纳西·威廉斯、楚门
·卡波第(皆为同性恋者)和格里高利·科索等人经常前来光顾。在
毒品的刺激下,这些作家在洞察内心的同时,重新组合自己对现实的
观感。在鲍拉斯的后期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有吸事食基啡(北非
的一种麻醉药)的习惯。

  外来人的身份加剧了鲍拉斯的旁观者态度,使他在作品中随时流
露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我的无望,笔触更趋冷默。他以珍尼的文学
生涯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庇护的天空》。该书于1949年发
表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奠定了鲍拉斯的文学地位。《庇护的天
空》后来被兰敦书屋评为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意
大利导演贝尔托鲁齐于1990年将它改编成同名电影。

  音乐创作对《庇护的天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该书的第一
部份讲述各个事件的发生,犹如音乐中的快板。第二部份演变为慢板,
讲述男主人公的死亡。与此同时,男女主人公的穿插叙述犹如对位法
在交响乐作品中的应用。沙漠作为故事的背景,也被赋予人格化的含
义,犹如衬托主题的伴奏。

  继《庇护的天空》后,鲍拉斯于1952年发表了发表了《敏感
的猎物》,不动声色地以散文般的文字将杀牲、阉割和鸡奸等"骇事"
娓娓道来。以后的作品包括《让它下来吧》和《蜘蛛之屋》等。
1973年,自传《马不停蹄》出版,获得一致好评。虽然鲍拉斯在
自传中竭力避讳自己的私生活,巴洛斯称之"毫不坦白",但此书记
录下大量他与"垮掉的一代"作家的思想交流。

  除了文学创作以外,鲍拉斯此时也开始致力为阿拉伯文学作品的
翻译。他从萨尔特的经典之作《绝境》开始,陆续将默罕默德·穆拉
贝、默罕默德·楚克里等摩洛哥作家介绍给西方读者。鲍拉斯还根据
自己在印度、斯里兰卡和非洲的经历,创作了大量旅行散文。

  1999年11月18日,鲍拉斯在丹吉尔的意大利医院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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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动】
  
◆    《桃红满天下》将在《美国之音》亮相

  《美国之音》中文台将在5月31日晚9:00-10:00之
间的《今日美国》节目中,向中文听众介绍美国的同性恋运动状况。
《桃红满天下》主编二言已应邀出席讨论,并回答听众来电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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